中国大陆失业情况严重 / 外卖骑手都难当
当前的中国,经济萧条,各行各业竞争激烈,生存压力越来越大。中国的失业现象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数据,而是具体延伸到各个群体的生活转变中。大量失业人员因为找不到工作,竞相加入网约车、外卖员行业,引发激烈内卷。
就业环境严峻
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,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成了一种奢望。

外卖骑手在等订单。
一位失业的网友哭诉道:“我跟着老板那么多年,从零开始,一点一点做起,从没想过会是一个这样的结果。我没想到今天就被解职了,我不知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了。”
另一位网友说,“今天我堂哥突然找我借钱,我很惊讶,他是在某某通信单位上班的,一个月差不多30,000元钱,福利待遇特别好,总比我这个做助贷的强太多了,怎么会突然就找我借钱呢?你们猜猜向我借多少钱来的?7000元,说是家用。我就问他,你的工资这么高,怎么就差这点钱,然后他吞吞吐吐地跟我说,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,都是来回倒信用卡开销的。”
还有一位38岁的国际网络公司的资深产品经理,在2025年年终前突然收到裁员通知。由于背负着每个月数万元人民币的房贷和孩子的国际学校的学费,他在人才市场上投了很多简历,却都因为“年龄过大、薪资要求过高”屡屡碰壁。
为了维持家用,这位产品经理隐瞒家人假装每天出门上班,实际是躲在咖啡厅投履历,最后不得不选择将私家车转为“网约车”司机开滴滴,赚取微薄的资金维持家用。
据悉,今年去大学春招现场应聘的人非常之多,但能找到满意工作的人却少之又少。
一名应聘人员感叹:“他说试用期3500元,试用期过后4150元,我就觉得疑惑,现在的工资水平已经成这样了吗?”
另一个人说:“上海的底薪才2740元,江浙沪部分地区2660元,你算一下,底薪加加班、加全勤、加绩效、加补贴,一个月上26天,平时加班了1.5倍,周六、周日双倍,哪怕一天满打满算给你算12个小时的工作,你自己拿手机出来算一算,26天下来拿多少?”
对于工作难找,许多人在网上纷纷吐槽:“你知道现在就业环境有多严峻吗?街上到处是找工作的人,就连最普通的岗位都要层层筛选,很多人出来几个月了,都还没找到工作。”
“今年的暑假工和毕业生马上要出来找工作了,他们想像不到当前的就业市场有多么严峻。我们普通人这一辈子也太难了,一直都是打工攒钱结婚生子,都要陷入死循环了。”
“今天本来想随便找一个工作,安安稳稳上班的,可是我把平台这一百多次的机会都用完了。各种行业的工作我都看了,投了很多简历,全部是石沉大海。”
“现实情况就是我们好多40来岁失业的人,一个月连赚3000块钱都是奢望。你不用跟我抬杠,你现在没失业,你觉得自己人五人六的,你失了业去找一份3000元的工作都找不到;能找到的你不干,你想干的,他不给。”
“今年打工人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难了,很多人背着行李,江苏跑完跑浙江,浙江跑完又跑广东。如今找工作又天天碰壁,不是工价太低就是不要男的,不要年龄大的,不要学历低的。很多人出来找工作之前,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找工作能难成这样。更扎心的是,很多人在外面撑不住了,其实也想回家看看,可家里人都以为你在外面上班挣钱,你怎么开口跟他们说自己没工作了呢。”
外卖员也不好当
面对就业压力,不少人选择加入外卖行业。但现实并非外界想象的那般轻松,长时间奔波与较高的职业风险,使得这份工作越来越难干。
很多外卖员都在吐槽说,只有跑过的人才知道,现实并不像网上说的那些月入过万,如果做工想拿1万,就得往死里干,每天十四、五个小时打底,一个月一天不能休息。而且他们还表示,这份工作需要整天穿街走巷,存在不小的风险,真的是越来越难做。
外卖员A说:“不要现在动不动想着大不了我就去送外卖,今日不同往昔了,不要觉得送外卖很轻松,很难挣钱,现在是非常非常难跑。”
外卖员B说:“以前中午高峰期挂个七八单,现在中午高峰期只挂两单,没单子,是他们不吃外卖了,还是兜里没钱了?还是怎么回事?”
外卖员C说:“外面的淡季来了,并且永远不会再有旺季了,你不要想着大不了我就去送外卖,我告诉你根本没戏,三个平台都没有什么单。”
有消息显示,2025年大陆的失业人口已经达到了2.07亿,平均十四、五个人里面,就至少有两、三个人没有工作。
“陪伴父母”成一种新型职业
还有一些找不到合适工作,又不想流落街头的年轻人,将“陪伴父母”转化为一种新型职业。
例如,有一位26岁的金融系毕业生,在经历了两家外企倒闭、考公务员连续两年以几分之差落榜后,身心俱疲。他和父母达成协议:不出去找工作了,留在家里负责煮三餐、打扫卫生、接送爷爷看病。
他的父母每个月从退休金里拨出3,000元人民币作为他的“薪水”。表面上看起来是温馨的家庭互助,实质上是面对失业市场的集体逃避。
体制内内卷
中国制造业外移、民营企业前景不明,也让“追求稳定”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潜意识。
某地级市招募一个“街道办事处档案管理员”的基层编制职缺,月薪约4,000-5000元,竟然吸引了几百名来自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以及海外常春藤盟校的硕博士前来竞争。
这种“体制内内卷”的极端例子,反映出当下中国年轻人宁可放弃专业创新,也要挤进公家窄门的安全感匮乏。
隐形失业:打包提前返乡
一名在东莞电子厂工作了十年的中年农民工,过去靠着加班,每个月能有7,000元以上的收入。但自前两年开始,工厂因外贸订单锐减取消了加班制度,只发基本工资约2,000多元,根本无法支撑他在城市的房租与孩子在家乡寄宿学校的开销。
最终,他只能打包行李加入“提前返乡”的队伍,回到农村务农或寻找零工,而这些人在中国官方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中往往是“隐形人”。




